大理旅游—尾声：谜底远未揭开
作者：云南旅游…|大理旅游… 文章来源：云南旅游网|大理旅游风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4-18
南诏大理国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属先进的文化之一。
由于实现了长期的局部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往频繁，南诏以主体民族白蛮的土著文化为基础，主动汲取外来文化，形成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南诏文化。南诏文化具有汉文化、佛教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色彩，具有“兼容并蓄”与多元文化的特点。
大理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南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大理国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更加突出，儒释相融，僧俗一体，佛教影响到大理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理国文化是南诏文化的提升与发展，是多元性的南诏文化一体化的产物，大理国文化可用“释儒文化”来概括。
南诏大理国时期，农业方面，出现了“二牛抬扛”的先进耕作方式，精耕细作；修建了以灌溉、堤防为目的的“高河’“地龙”等水利设施。唐朝官员樊绰来到南诏，亲历其境，称这里的农业“与蜀中埒”，其发达程度已接近“天府之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手工业与矿产资源利用方面，冶金、桥梁建造、制盐、造纸、纺织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铁索桥、南诏铁柱、建极铜钟、数量惊人的佛教造像、南诏特有的兵器“铎鞘…‘浪剑”，是南诏大理国高度发达的冶金、铸造、鎏金技术、工艺的实物见证。众多的盐井，表明南诏盐业生产十分发达，在“盐铁专卖”的古代社会，发达的盐业生产，是经济繁荣的标志。南诏生产的“绯彩”纺织品，可与“蜀锦”相媲美。在《张胜温画梵像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诏王室及其大臣穿着的华丽与秀美。南诏佛教写经所用的纸张“楮纸”，其质地较诸敦煌“唐人写经”的用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诏大理国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云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创造的许多文明成就，并不逊于中原文化。可以这么说，南诏大理国是百业兴盛、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王朝。
文化是一条河，源远则流长。
南诏大理国500多年的历史，自然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南诏大理国的文化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云南青铜文化。
云南青铜文化的源头在洱海地区。大约在商朝末年至西周初期，今天大理剑川一带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开启了云南青铜文化的大门。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由西向东发展，到达滇池周围，发展成为“滇文化”。
以滇文化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并称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类型。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等重要遗存为人们所熟知。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两处滇文化遗址的发掘，成为当年度(1992、199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云南青铜文化是一种定居的农业文明，它是由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类型。它的典型器物，主要有青铜农业生产工具、兵器、纺织工具、礼乐器(铜鼓、贮贝器、葫芦笙等)、明器、居住房屋模型等等，反映的是一种发达的锄耕农业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青铜大量地用于制造农业生产工具，学术界因此把云南青铜文化称为“锄耕文明”。在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中，青铜是十分珍贵的原料，一般只用于礼器、兵器的制造，即用在“国之大事”上，而没有广泛应用到生产活动之中。
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族属，考古学界本着“一定的文化。必定与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理论，往往将某地的青铜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族群相联系。史学界则以汉代“即其部落列置郡县”的政策，推断汉代及先秦时期云南民族群体的分布情况，认为滇池地区滇文化的创造者，与滇西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同属一个民族群体，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群体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考古学界对云南青铜文化类型的“细化”与历史学界的“一体化”，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和学术背景。
因此，云南青铜文化(石棺葬除外)反映的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由于地域上的差异，或者是发展程度不一致，云南各地的青铜文化遗存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这些差异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同一文化类型的基本事实。创造云南青铜文化的主人，理应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的“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民族。该农业民族是一个民族群体，它的分布地域相当于汉代益州郡24县的范围。
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为代表的滇文化，当然是由“滇人”所创造，滇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族群之一。滇族是当时云南地区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以一般的情况而论，除非有强迫性的迁徙，是不会在短时期内就从当地消失的。那么，滇族属于后来历史中的哪一种属呢?不少学者考证的结果是：在南诏王国兴起以前，云南各民族之间的迁徙变动是不大的，主要各族尚保持其原来区域。南诏兴起以后，始将云南境内的各族大量迁动，以便于统治。所以，滇族自两汉以至隋唐之间，除有少数的向外发展之外，其中绝大部分仍旧住在滇池地区，而这一带也正是南北朝末期及隋唐之间“西爨白蛮”的地区。
东汉以后，爨氏兴起。“西爨”继承了滇文化，大量吸收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以滇池和洱海为中心的西爨地区的经济生活，到了隋唐之际“户口殷实”，“邑落相望，牛马蔽野”，出现了以白子国为代表的“西爨白蛮”部落。“西爨白蛮”文化发展成为南诏文化，南诏文化又为大理国文化所继承和发展。
考古发现证实了“滇文化”“西爨白蛮文化”“南诏文化’“大理国文化”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可以这么说，这几种文化既是云南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构成云南历史的主流，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和联系。
1998～1999年文物工作者对昆明羊甫头墓地进行了发掘。羊甫头墓地由滇文化墓葬与东汉墓两部分组成，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铁器、玉石器．4000余件。滇文化墓葬的特点，仍然以“滇式器物”为主，地方文化色彩明显。而东汉墓之中， “滇式器物”已很少，文化内涵已过渡到“梁堆”墓类型，属于汉文化色彩较浓的文化遗存。说明云南青铜文化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东汉初年，仍然按自身的规律在发展与演进。与此同时，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以来，汉文化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影响也日渐显现出来。经过西汉武帝到东汉初近200年的发展，云南青铜文化类型的滇文化墓葬逐渐过渡到汉文化色彩浓厚的梁堆墓，印证了由“滇人”向“西爨白蛮”过渡的历史过程。
假如我们跳过中间环节，直接寻找滇文化与南诏大理国文化之间的联系，许多证据可信手拈来：南诏时期使用铜鼓，流行祭柱、跣足、文身，交通有舟无车，居住依山傍水，青铜冶铸业、纺织业发达，种植水稻等等，都与滇文化一脉相承。南诏羽仪军士所执兵器“铎鞘”，与滇文化中的锯齿形器(狼牙棒)如出一辙。这些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绝不是偶然的。南诏文化的兴盛实根植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沃土之中。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是中国西南边疆局部统一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环节。南诏大理国文化是云南历史文化中最闪光的亮点。古往今来，它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目光，使多少名流学者流连忘返。正因为如此，有关南诏大理国的探索与研究，就成为认识云南历史文化的“必备知识”，著名学者李霖灿曾预言：“南诏大理之学，他日必将继敦煌学之后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目前，由于《南诏图传》、《张胜温画梵像卷》、凤仪北汤天古本佛教经卷、巍山垅吁图山佛教石刻造像、崇圣寺千寻塔与弘圣寺塔塔藏文物、火葬墓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加之对剑川石钟山石窟、佛教典籍、南诏太和城、大理国经幢研究的深入，使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文献资料方面，对有关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白古通》系典籍”的考辨与校释，还原了这些“一半是神话，一半是历史”的地方文献的真实面貌，使南诏大理国历史“有据可依”。对记载南诏大理国社会生活的专书《蛮书》与《大理行记》的研究与诠释，复原了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正如前文所述及的，迄今为止的探索与发现，已触摸到了南诏大理国五百年历史的脉搏，然而有关南诏大理国文化仍有许许多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它的谜底还远未揭开。倘若要对“南诏大理之学”作一些前瞻陛的思考，以下几个领域的突破是十分可能和重要的。
佛教研究：突破“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方法，对南诏大理国佛教的来源、宗派、经典、大德高僧、法嗣传承、重要寺院、道场、信仰习俗等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复原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的全貌。避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
城市研究：南诏大理国五百年来苦心经营的城市体系，布局精巧，功能齐备，如何对它进行全面考察，对城市功用作系统的分析与探索，是拓展、丰富南诏大理国研究的重要内容。
古道考察与研究：以川滇缅印国际大通道、茶马古道为代表的交通网络，表明南诏大理国具有相当发达的交通体系。以古道考察为线索，深入研究南诏大理国与内地、南亚、东南亚的交通联系，进而探讨由此产生的文化传播、民族迁徙、经济交流，是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新视角。 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南诏大理国五百年文明，可谓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然而“根”在哪里?“流”向何处?南诏大理国文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是涉及到云南文明史、民族史、地方史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大课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社会生活研究：现存南诏大理国史料之中，有不少关于社会生活的记载和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宫廷仪仗、建筑、器用、礼仪、服饰、民间生活风俗)的研究，还原、展示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生活，有望在南诏大理国社会史方面有所突破。
南诏大理国文化，是开放与兼容并蓄的产物，那么，就让我们以一种超然、达观的心态与情怀，在这条漫长的探索之路上走下去。
由于实现了长期的局部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往频繁，南诏以主体民族白蛮的土著文化为基础，主动汲取外来文化，形成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南诏文化。南诏文化具有汉文化、佛教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色彩，具有“兼容并蓄”与多元文化的特点。
大理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南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大理国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更加突出，儒释相融，僧俗一体，佛教影响到大理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理国文化是南诏文化的提升与发展，是多元性的南诏文化一体化的产物，大理国文化可用“释儒文化”来概括。
南诏大理国时期，农业方面，出现了“二牛抬扛”的先进耕作方式，精耕细作；修建了以灌溉、堤防为目的的“高河’“地龙”等水利设施。唐朝官员樊绰来到南诏，亲历其境，称这里的农业“与蜀中埒”，其发达程度已接近“天府之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手工业与矿产资源利用方面，冶金、桥梁建造、制盐、造纸、纺织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铁索桥、南诏铁柱、建极铜钟、数量惊人的佛教造像、南诏特有的兵器“铎鞘…‘浪剑”，是南诏大理国高度发达的冶金、铸造、鎏金技术、工艺的实物见证。众多的盐井，表明南诏盐业生产十分发达，在“盐铁专卖”的古代社会，发达的盐业生产，是经济繁荣的标志。南诏生产的“绯彩”纺织品，可与“蜀锦”相媲美。在《张胜温画梵像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诏王室及其大臣穿着的华丽与秀美。南诏佛教写经所用的纸张“楮纸”，其质地较诸敦煌“唐人写经”的用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诏大理国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云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创造的许多文明成就，并不逊于中原文化。可以这么说，南诏大理国是百业兴盛、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王朝。
文化是一条河，源远则流长。
南诏大理国500多年的历史，自然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南诏大理国的文化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云南青铜文化。
云南青铜文化的源头在洱海地区。大约在商朝末年至西周初期，今天大理剑川一带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开启了云南青铜文化的大门。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由西向东发展，到达滇池周围，发展成为“滇文化”。
以滇文化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并称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类型。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等重要遗存为人们所熟知。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两处滇文化遗址的发掘，成为当年度(1992、199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云南青铜文化是一种定居的农业文明，它是由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类型。它的典型器物，主要有青铜农业生产工具、兵器、纺织工具、礼乐器(铜鼓、贮贝器、葫芦笙等)、明器、居住房屋模型等等，反映的是一种发达的锄耕农业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青铜大量地用于制造农业生产工具，学术界因此把云南青铜文化称为“锄耕文明”。在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中，青铜是十分珍贵的原料，一般只用于礼器、兵器的制造，即用在“国之大事”上，而没有广泛应用到生产活动之中。
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族属，考古学界本着“一定的文化。必定与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理论，往往将某地的青铜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族群相联系。史学界则以汉代“即其部落列置郡县”的政策，推断汉代及先秦时期云南民族群体的分布情况，认为滇池地区滇文化的创造者，与滇西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同属一个民族群体，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群体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考古学界对云南青铜文化类型的“细化”与历史学界的“一体化”，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和学术背景。
因此，云南青铜文化(石棺葬除外)反映的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由于地域上的差异，或者是发展程度不一致，云南各地的青铜文化遗存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这些差异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同一文化类型的基本事实。创造云南青铜文化的主人，理应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的“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民族。该农业民族是一个民族群体，它的分布地域相当于汉代益州郡24县的范围。
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为代表的滇文化，当然是由“滇人”所创造，滇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族群之一。滇族是当时云南地区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以一般的情况而论，除非有强迫性的迁徙，是不会在短时期内就从当地消失的。那么，滇族属于后来历史中的哪一种属呢?不少学者考证的结果是：在南诏王国兴起以前，云南各民族之间的迁徙变动是不大的，主要各族尚保持其原来区域。南诏兴起以后，始将云南境内的各族大量迁动，以便于统治。所以，滇族自两汉以至隋唐之间，除有少数的向外发展之外，其中绝大部分仍旧住在滇池地区，而这一带也正是南北朝末期及隋唐之间“西爨白蛮”的地区。
东汉以后，爨氏兴起。“西爨”继承了滇文化，大量吸收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以滇池和洱海为中心的西爨地区的经济生活，到了隋唐之际“户口殷实”，“邑落相望，牛马蔽野”，出现了以白子国为代表的“西爨白蛮”部落。“西爨白蛮”文化发展成为南诏文化，南诏文化又为大理国文化所继承和发展。
考古发现证实了“滇文化”“西爨白蛮文化”“南诏文化’“大理国文化”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可以这么说，这几种文化既是云南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构成云南历史的主流，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和联系。
1998～1999年文物工作者对昆明羊甫头墓地进行了发掘。羊甫头墓地由滇文化墓葬与东汉墓两部分组成，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铁器、玉石器．4000余件。滇文化墓葬的特点，仍然以“滇式器物”为主，地方文化色彩明显。而东汉墓之中， “滇式器物”已很少，文化内涵已过渡到“梁堆”墓类型，属于汉文化色彩较浓的文化遗存。说明云南青铜文化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东汉初年，仍然按自身的规律在发展与演进。与此同时，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以来，汉文化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影响也日渐显现出来。经过西汉武帝到东汉初近200年的发展，云南青铜文化类型的滇文化墓葬逐渐过渡到汉文化色彩浓厚的梁堆墓，印证了由“滇人”向“西爨白蛮”过渡的历史过程。
假如我们跳过中间环节，直接寻找滇文化与南诏大理国文化之间的联系，许多证据可信手拈来：南诏时期使用铜鼓，流行祭柱、跣足、文身，交通有舟无车，居住依山傍水，青铜冶铸业、纺织业发达，种植水稻等等，都与滇文化一脉相承。南诏羽仪军士所执兵器“铎鞘”，与滇文化中的锯齿形器(狼牙棒)如出一辙。这些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绝不是偶然的。南诏文化的兴盛实根植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沃土之中。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是中国西南边疆局部统一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环节。南诏大理国文化是云南历史文化中最闪光的亮点。古往今来，它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目光，使多少名流学者流连忘返。正因为如此，有关南诏大理国的探索与研究，就成为认识云南历史文化的“必备知识”，著名学者李霖灿曾预言：“南诏大理之学，他日必将继敦煌学之后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目前，由于《南诏图传》、《张胜温画梵像卷》、凤仪北汤天古本佛教经卷、巍山垅吁图山佛教石刻造像、崇圣寺千寻塔与弘圣寺塔塔藏文物、火葬墓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加之对剑川石钟山石窟、佛教典籍、南诏太和城、大理国经幢研究的深入，使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文献资料方面，对有关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白古通》系典籍”的考辨与校释，还原了这些“一半是神话，一半是历史”的地方文献的真实面貌，使南诏大理国历史“有据可依”。对记载南诏大理国社会生活的专书《蛮书》与《大理行记》的研究与诠释，复原了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正如前文所述及的，迄今为止的探索与发现，已触摸到了南诏大理国五百年历史的脉搏，然而有关南诏大理国文化仍有许许多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它的谜底还远未揭开。倘若要对“南诏大理之学”作一些前瞻陛的思考，以下几个领域的突破是十分可能和重要的。
佛教研究：突破“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方法，对南诏大理国佛教的来源、宗派、经典、大德高僧、法嗣传承、重要寺院、道场、信仰习俗等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复原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的全貌。避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
城市研究：南诏大理国五百年来苦心经营的城市体系，布局精巧，功能齐备，如何对它进行全面考察，对城市功用作系统的分析与探索，是拓展、丰富南诏大理国研究的重要内容。
古道考察与研究：以川滇缅印国际大通道、茶马古道为代表的交通网络，表明南诏大理国具有相当发达的交通体系。以古道考察为线索，深入研究南诏大理国与内地、南亚、东南亚的交通联系，进而探讨由此产生的文化传播、民族迁徙、经济交流，是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新视角。 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南诏大理国五百年文明，可谓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然而“根”在哪里?“流”向何处?南诏大理国文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是涉及到云南文明史、民族史、地方史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大课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社会生活研究：现存南诏大理国史料之中，有不少关于社会生活的记载和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宫廷仪仗、建筑、器用、礼仪、服饰、民间生活风俗)的研究，还原、展示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生活，有望在南诏大理国社会史方面有所突破。
南诏大理国文化，是开放与兼容并蓄的产物，那么，就让我们以一种超然、达观的心态与情怀，在这条漫长的探索之路上走下去。
 |
|||
|
|
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
线路推荐
黄果树、天星桥、市内双卧四日游 元阳三日游 蜀南竹海、西部大峡谷四日游 元谋土林、武定狮子山一一体验二日游 腾冲汽车五日游 腾冲、怒江风情五晚六天游 暑期旅游 悠悠丽江自由行、泸沽湖女儿国5日 腾冲、芒市、瑞丽、缅甸木姐、南坎五晚六天 暑期旅游 大理、腾冲火车五日游 暑期旅游 版纳热带雨林 傣族风情双飞四天游| · | · |
| · | · |
| · | · |
| · | · |
热门点击
白族简介 (368) 白族 (222) 白族服装 (210) 蝴蝶泉蝴蝶会 (209) 大理云龙民族文化 (188) 白族礼仪及禁忌 (174) 云南大理白族情人节－绕山灵 (171) 云南大理白族本主崇拜 (168) 白族 (168) 大理洞经音乐 (151)